首先由谷丽教授带来名为“如何有的放矢治疗肾移植后感染患者？”的汇报。谷丽教授详细介绍了目前肾移植后感染的难点。

现如今，移植技术已经基本攻克了移植手术和移植后排异这两大难题，主要挑战集中在感染的预防、诊断与治疗。实体器官移植后感染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供者来源的感染、受者来源的感染、院内获得性感染和社区获得性感染。这其中，供者来源的感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自2010年开始试行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DCD），目前已成为肾移植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供者来源多重耐药菌的新挑战，亟需快速筛查技术为多重耐药菌的早期检出保驾护航。谷丽教授分别介绍了目前不同种类的多重耐药菌在不同情况下国际推荐的处理方式，强调器官移植保存液可能会成为潜在供者来源的感染途径，临床上应该有的放矢地应对不同的情形。北京朝阳医院开展的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09年12月到2016年10月期间在北京朝阳医院行肾移植手术的患者术后发生的感染事件，研究共收集了732例同种异体肾移植的病例，其中126例（17.2%）发生了移植后感染事件，其中多数患者感染1或2次（分别为39%和36.9%），感染部位则以肺部感染和泌尿系感染居多，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术后一年内（84.5%），不同部位的感染事件的发生时间分布有所不同，而肺部感染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发生。移植后肺部感染病原学种类丰富，其中，移植半年内主要以PCP和CMV感染为主。移植后泌尿系感染和免疫正常者的泌尿系感染相比，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更多，此外抗生素疗程应适当延长。病毒感染方面，CMV感染是肾移植受者最常见的病毒感染，免疫抑制人群中CMV感染可导致多种疾病，应予以重视。总之，肾移植后感染存在着识别难、诊断难、治疗难、预后难四大难点，这需要相关科室提升临床技能并开展多种诊断方法。

我国肺移植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发展较缓慢，直到2017年，中日医院成立的肺移植中心开启了我国肺移植的新篇章。

来自无锡市人民医院的吴波教授以一例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BOS）患者肺移植术后支气管曲霉病的病例为切入点，探讨了我国肺移植的适应症和手术时机，以及移植后感染的诊治。

在我国，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IPF）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以及职业病尘肺是主要的肺移植适应症。同时，与国外将肺移植作为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段不同，我国患者选择肺移植的时机均较晚。感染仍然是肺移植术后的主要并发症，占到77.2%。因此围术期应预防性的覆盖常见已知病原体、常见供体源感染以及关注真菌和病毒等特殊病原体。随之而来的是预防性用药打破了感染规律，这使得肺移植后病原感染类型更为复杂，甚至出现耐药。吴教授指出，虽然目前关于肺移植术后曲霉感染的发病率国内还没有具体的数据报道，但是从无锡市人民医院临床数据提示，曲霉的感染率较高。主要表现为侵袭性气管炎，后期可出现侵袭性肺炎。在多种检测手段中，痰培养、痰涂片、血GM等阳性率都较低，而BALF液涂片阳性率高，是临床诊断移植术后曲霉感染的重要方法。治疗方面，应综合考虑药物的抗菌谱、安全性以及患者的经济情况等，同时也应注意抗感染性药物和移植术后的免疫抑制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给予及时、多途径、联合、足疗程的治疗，气道并发症需要联合气管镜球囊扩张、冷冻介入等综合治疗。

作为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的领头羊，北大人民医院的单倍体移植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了供者来源问题，开创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新时代。会上来自北大人民医院的许兰平教授为我们分享了“骨髓移植患者感染，一切皆有可能”的相关问题。

骨髓移植前大剂量的放化疗使得受体的三大屏障功能被摧毁，使之更易出现多种病原菌的复杂感染，主要包括血流感染、肺部感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许教授指出：血流感染多发生于植活前，粒缺、中心静脉置管和严重的黏膜炎的发生是其高危因素。2016年人民医院血液科血培养分离菌株中以肠杆菌为主，其中ESBL阳性的大肠埃希菌达94%。临床上对于移植术后粒缺、发热患者初始经验性治疗应考虑覆盖G+菌感染、混合感染。初始治疗失败后考虑是否存在耐碳青霉烯菌株感染。而移植后肺部的并发症则应综合考虑感染和非感染因素，人民医院的数据显示利用支气管镜灌洗液进行病原学诊断，89%患者为感染，其中70%为病毒，其次为真菌、细菌和PCP。最后，移植术后中枢神经系统合并症多表现为脑血管病、脑膜脑炎、代谢性脑病和癫痫，其中病毒和真菌感染是重要病因。总之，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的感染问题仍是临床的一大困境，这对微生物科医生和临床医生之间的密切合作提出了更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