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上午，2023年第六届华夏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学术年会暨第十二届京港感染论坛的开幕式在主会场隆重举行。开幕式后，在倪语星教授、王贵强教授、曹彬教授的主持下，贺福初院士、王福生院士和Richard G. Wunderink教授对当下抗感染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特邀报告。

第一位进行特邀报告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理事长贺福初。贺福初院士的报告题为《蛋白质组视角下的微生物与人类》，囊括了人类历史中不同领域的大发展时代，包括自然科学史上的大发现时代、组学大发现时代下的人体-微生物交互和π-Hub国际大科学计划。

首先，贺福初院士提到了从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到化学的大发现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形成了不同的规律和理论。随后，贺福初院士详细介绍了其中生命科学领域的进展。自十六世纪以来，生命科学不断出现大发现时代，包括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细胞学的提出和病原体的发现等。尤其是在20世纪，人类取得了重大的生命科学发现，以明确DNA结构以及基因组计划的提出最具代表性。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了大量的遗传信息，推动了药物研发和精准医学的发展。包括这一历史回顾强调了科学和理性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观察、实验和理论建立，促使一系列重大发现纷至沓来，因而进入“大发现时代”，推动了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更深刻理解。

基因组学在内的组学的发展引领了20世纪末至今的生命科学大发现。贺福初院士接着为我们讲解了在新的组学大发现时代下的进行人体与微生物的交互研究。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开启了新的科学时代，从理论到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IT技术推动了医学向新的领域迅速迈进。人类的微生物组学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微生物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以及微生物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促使临床微生物学和临床卫生学得以迅速发展，有助于修正一些关于微生物的传统观念，为未来的医学和健康领域带来了重大突破。但是人体微生物与病原体的互动是复杂的，涉及免疫、环境、代谢、微生态等方面的关系，还存在许多未知，未来需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计划来深入研究。

最后，贺福初院士为我们介绍了以我国科学家发起并主导的π-Hub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微生物和抗感染领域之间的关联。人体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人体响应，包括细胞凋亡、死亡和焦亡等过程在基因组层面并无差别，而差异更多体现在了蛋白层面上。目前已经有一些蛋白质科学与疫情防控的相关研究。但是人类对于自身蛋白质组的认知少之又少，这种交互作用研究目前仍存在无的放矢的局面。

第二位为我们进行报告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五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主任、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福生。

王福生院士的报告题目为《COVID-19的临床免疫特征及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重点围绕着COVID-19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细胞治疗是一种新兴的医学领域，使用干细胞来治疗一系列疑难重症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如癌症和感染性疾病。王福生院士从理论到实践，为我们介绍了干细胞治疗的应用范围、前景、关键环节、国际干细胞治疗研究的现状和中国目前在此领域中的角色。王福生院士表示，干细胞治疗被广泛应用于疾病治疗，包括癌症、自身免疫疾病、心血管疾病和感染性疾病。这种治疗方法利用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分化潜力，以修复受损的组织和器官。例如，干细胞可以用于重建患有烧伤的患者的皮肤，或者用于恢复心脏病患者的受损心肌。目前干细胞治疗的前景看好，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有潜力治愈疾病而不仅仅是缓解症状的方法。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确保细胞治疗产品的质量和标准，以及进行必要的临床研究来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干细胞治疗成功的关键包括科学家、临床医生和政府监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

王福生院士提到了针对重症新冠病例的干细胞治疗，强调了治疗组在炎症因子、病毒复制和机制研究方面的显著成果。该治疗在一些临床病人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他也提到了继续进行正规临床研究的必要性。科学家负责在实验室中开发和优化干细胞治疗产品，确保其满足相关质量标准，包括微生物检测和功能性验证。临床医生负责将治疗方法应用于患者，并在临床试验中验证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政府监管部门需要确保相关政策和监管标准，以便促进细胞治疗的发展。王福生院士还谈到了干细胞治疗的药物备案和产品申报，并强调了细胞质量和信息化系统在治疗中的重要性。他还讨论了物流和冷链管理，以确保干细胞的质量和温度控制。

第三位为我们进行报告的是来自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的Richard G. Wunderink教授，他以《耐药革兰阳性菌呼吸道感染的流行病学、诊断及治疗年度进展》为主题，介绍了关于新冠病毒肺炎（SARS-CoV-2）的治疗和研究进展。Wunderink教授提到，在严重病毒性肺炎患者中，如何进行诊断、药物选择以及治疗方案确定等问题。同时，Wunderink教授也强调了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性。最后，Wunderink教授还分享了一些针对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实际案例，如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等重症病例患者的处理经验。

ATS/IDSA CAP指南（美国感染病学会(IDSA)/美国胸科学会(ATS)成年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诊疗指南）强烈建议仅对病毒检测（流感）和严重疾病（如机械通气）的患者使用经验性抗生素。指南认为早期支气管镜检查呈阳性的患者，他们的死亡率实际上低于支气管镜检查阴性（没有细菌感染现象）的患者。Wunderink教授则认为如果避免使用抗生素，死亡率就会降低。非常一致的发现是，当患者患有细菌性肺炎时，这会使其临床病情变得复杂。感染新冠病毒也意味着需要ECMO治疗的患者进行机械通气的持续时间增加，因此延长了他们使用呼吸机的时间，但至少在Wunderink教授的研究中，未使用抗生素并没有增加他们的死亡率。

基于一种商业化的、用于VAL的皮肤和软组织PCR技术，Wunderink教授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用于肺炎管理的快速诊断测试。在Wunderink教授的研究中，他的团队与负责患者治疗的医生进行了讨论，确认没有其他可疑的来源和皮肤或伤口感染，他们的研究致力于根据临床治疗结果调整抗生素的使用，该临床试验的主要终点是缩短抗MRSA治疗的时间，从标准的72小时降至约48小时，次要终点是安全性。实验结果显示，他的团队将抗MRSA治疗时间降低了1天至3天。

最后，Wunderink教授讨论了S. aureus 和Pseudomonas sp.的传播问题以及抗生素对治疗效果的影响。他提到了一位33岁男性患者的案例，他患有酒精依赖症，且被乙型流感病毒和MSSA感染，无法治愈。Wunderink教授还提到，随着使用更多的激素类药物和JAK抑制剂，抗生素的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他认为自源性抗生素可能没有抗外毒素的作用。

Richard G. Wunderink教授全面而系统地进行了革兰阳性菌肺部感染诊治年度进展的讲座，并对重症病毒性肺炎的流行病学变化、革兰氏阳性细菌性肺炎诊断范式的转变、从对毒素/宿主因素的耐药性转向治疗方案这三大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述，与会代表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