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讲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何剑琴教授，何教授报告内容丰富全面，她提出移植者感染易播散，病情发展快，病原体清除相对较难，因此重在预防。因此器官移植前需要对受体和供体的现症感染、潜伏感染被激活（包括病毒、真菌、结核、寄生虫多耐药定植菌等）做出风险评估。针对一些特殊病原体提出了预防措施，包括CMV、HSV、PCP、弓形体、真菌等。根据免疫抑制剂应用特点，将移植后感染风险分为3期：早期（＜1月、中期（1-6月）、晚期（＞6个月），何教授在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移植患者中的军团菌感染以及腹泻患者中的粪线虫感染。不得不说移植患者感染预防的重要措施之一的免疫疫苗接种，接种种类要求严格，有常规、推荐和禁忌之分，强调器官移植后患者禁止接种减毒活疫苗，接种时间为移植前或移植2-6月免疫状况稳定后，比如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而灭活流感疫苗例外，可紧急或常规在季节性流感流行前接种。何教授的报告提升了我们对移植感染防治的认识，提高受体生存率重在全程管理，这需要多学科合作。

第二位讲者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胡小鹏教授，胡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是“肾移植术后感染及其在DCD时代的新挑战”为题的报告。首先展示了世界首例成功的人体肾移植图片，1954年Murray首次成功为同卵双生子间施行了肾移植，因此而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开创了器官移植的新纪元。胡教授介绍了免疫抑制方案的发展历程，指出器官移植现状，其中带功能肾死亡是移植肾丢失的第二大原因。2014年12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自2015年1月1日停止死囚器官使用，我国进入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为主要来源的发展新阶段，全国肾移植例数在逐年上升，2018年达到约13000例。胡教授指出DCD为大量终末期肾功能不全患者带来了希望，但也给医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供体来源感染（DDI）的快速评估和预防。胡教授一一列举了几例影响重大的供者来源的感染病例：一例HIV阳性供体分别捐献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最终致五名受体均感染HIV；一例狂犬病病毒感染供体捐献肾脏后，两名受体感染狂犬病病毒后死亡；一例狂犬病病毒感染供体捐献肾脏和肝脏后，两名受体感染狂犬病病毒，最终发作致死；一例肺炎克雷伯菌感染供者捐赠肾脏和肝脏，受体均死于细菌感染；数例真菌感染供者捐赠器官后，受体均死于真菌感染。因此，完善对供体来源感染性疾病的规范评估迫在眉睫，需建立有效的供体来源感染性疾病的监督系统，而这无疑对我们病原学的快速诊断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以保障实体器官移植的安全开展。

第三位讲者是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的陈文慧教授，陈教授精彩演绎了“肺移植术后感染—何去何从”的报告内容。陈教授分析了肺移植后肺部感染的449株病原体分布特征，主要是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随后分享了两例肺移植后感染病例，不仅寻找病原学，而且进行了肺组织的穿刺，有了病理学，最终找到根源，逐个突破，通过抗感染或抗排斥治疗后恢复。因此，陈教授强调与其它器官不一样的是，肺移植后出现呼吸道症状以及影像学的变化，既可能是感染也可能是排斥，所以挑战更大，病理学和病原学都很重要。紧接着，陈教授分别给大家介绍了肺部真菌和分枝杆菌感染的特征，肺移植后气道曲霉菌感染高于肺曲霉菌感染，有蛛丝马迹就要抢先治疗。在一例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病例中，强调大家要注意抗感染药物与排异药物相互作用，这例患者抗结核药物治疗时出现排异反应，此时一定要层层分析，选用合适的抗排异治疗。陈教授最后总结到：“精准抗感染”+“多学科协作”是移植后患者管理的两大法宝，每位医务工作者都应做到尊重生命、尊重职责、尊重规范。

第四位讲者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熊勇教授，他带来的是艾滋病合并复杂性中枢感染的病例分享。患者男性，38岁，以“间断发热伴头痛1月余”为主诉入院，住院期间确诊艾滋病，脑部MRI平扫发现颅内多发大小不等结节并周围水肿，较大结节位于右侧基底节区，考虑炎性肉芽肿。查体左眼视力下降（仅有光感），颈强2指，脑脊液检查墨汁染色涂片阳性，培养为新型隐球菌，结核杆菌DNA检测阳性，患者给予两性霉素B脂质体静脉应用+5-氟胞嘧啶片口服，以及抗结核治疗。1月后随访，脑脊液正常，脑部MRI病灶较前缩小，目前随访3年患者病情稳定。通过这一复杂性中枢感染病例熊勇教授总结到：HIV/AIDS患者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新型隐球菌、结核杆菌、弓形虫、CMV、PML等为主，是发展中国家AIDS患者重要死亡原因。因此，熊勇教授建议免疫缺陷患者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应常规开展脑脊液病原学的多重PCR检测手段，可以提高病原学的检查率，对于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尤为重要，可以避免误诊、漏诊，明确诊断后积极干预、精准治疗，可降低患者病死率，改善其预后。